“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思政课教师职责与使命时引用的一句古语。《求是》杂志发表的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中指出：“‘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句最早见于东晋袁宏所著《后汉纪》一书。《后汉纪·灵帝纪上》记载：东汉末年的郭泰为士林领袖，前来投奔他的人很多，有个叫魏昭的年轻人自愿为他做杂使，郭泰为考验他，假装严词训斥，魏昭回答：“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郭泰为其诚意感动，便收他为弟子。西魏时，著名学者卢诞“幼而通亮，博学有词彩”，后因功业显赫，“儒宗学府，为当世所推”，魏帝特下诏书进行嘉奖，评价他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朕诸儿稍长，欲令卿为师。”(令狐得棻等《北周书·卢诞传》)这两处文献的记述稍有不同，但意思完全一样，相较而言，《北周书》中的表述更为通俗，因此其传播范围也就更广。

这句被经常称引的句子，虽然仅有八字，但意蕴极为丰富。

首先，“经师”与“人师”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经师”一词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专指讲诵宗教经典的人；一是特指汉代地方官学中传授儒学的教官。“经师易求”中的“经师”就指后者而言。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这一概念与时俱进，其内涵也在原意基础上被不断丰富，唐宋以后其意义逐渐固定，成为那些某领域的“专门名家”和“教授有师法者”（胡三省《资治通鉴·汉纪》注）的代名词。“人师”一词的出现较“经师”要早，先秦时期大儒荀子的《儒效》篇就已明确提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韩诗外传》也说人师是“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者。”从句意看，“人师”具有超强的人格魅力，受人拥戴，能招远附近，大家乐于与其相处，又乐于服从其安排。两相比较，“经师”的特征是业务精熟，主要职责是授业、解惑；“人师”的特点是德行高洁，主要任务是弘道、树人。“经师”与“人师”虽有不同，但并非势同泾渭，而是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两者都是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都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两者又有着天然的互补，“经师”在专业教育方面的优势和“人师”在人格培养方面的优势，是构成完整教育体系必不可少之两翼。

其次，相对于“经师”，“人师”难得。自古迄今，因教师要“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礼记·学记》），不仅要“教人以道”（《周礼·地官》郑玄注），还要“教之以事而喻诸德”（《礼记·文王世子》），因此，难以培养，不易求得。“经师”和“人师”自然也是如此，但二者的培养难度因职责等的不同而有着较大差异，虽然“经师”——即受过专业化训练，知识渊博又素养极高的“专门名家”，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凤毛麟角，但因“经师”重在学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因此，在重视练“技”和授“业”的教育体系中，比较容易培养。相对而言，“人师”的培养难度更大，为“人师”者，要“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胡三省《资治通鉴·汉纪》注）其最主要标志，就是要具备富有感召力的人格。虽然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极为丰富的人格养成理论，有“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样清晰的养成路径，也有圣人、君子、大丈夫、成人等一系列可供效仿的践行标准，但由于人本身的局限性和现实的复杂性，理想人格的养成在实践中并非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其艰巨程度，从孔子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第七）的感喟中便可略见一斑。因此，在培养“人师”的过程中，往往是“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数量上的稀缺造成了客观上的“难得”。

最后，理想之师是“经师”和“人师”的完美统一。由于“经师”“人师”各有优长，因此，理想之师就是教育家徐特立所说的“‘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古人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扬雄《法言·学行》）“模范”的养成，在实践层面，要做到“学”与“养”并重，“尊德性”和“道问学”并行不悖；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重视传道、树人，既要学富五车又要虚怀若谷，既要兼济天下又要独善其身。理想之师，既是理想人格的践行者，优秀文化的传承者，更是德才兼备人才的缔造者。

此篇重要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文章对广大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要求。这六点，既是今天思政课好老师的基本标准，也形成了“经师易求，人师难得”的时代性内涵。总之，面向立德树人的新时代使命，这一古老的命题依然散发着灿烂的理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