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然而国共两党还是在分歧中彼此弥合，继续前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溃败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冯玉祥立足不稳，奉系军阀已集结兵力进入北京、天津地区，伺机而动。段祺瑞乘势而起，重整旗鼓。北方又为军阀所控制，他们在骨子里是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的。孙中山为国家前途计，发表了《北上宣言》，决定仍应邀北上，到北京与各方商讨召集国民会议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事宜。

    远离革命大本营的上海中共中央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决定，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都持反对态度。各地方党组织的相当一部分同志也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上，认为这是孙中山在寻求与军阀妥协。但是，李大钊对孙中山北上持支持态度，当时由周恩来主持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也表示支持。他们认为，支持孙中山北上，以扩大革命宣传，以鼓动全国人民之革命工作，以暴露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假面具。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维经斯基，及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加拉罕都认为孙中山应该走出广州，为国家统一而斗争，才能真正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有所改变。

    国民党中的右派则从另一角度支持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孙中山与统治北方的军阀合作反对直系，是当前的政治主题，而国共合作则不是主要的。同时，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组成党团，右派依然持否定态度。而国民党中的左派则对孙中山北上持保留态度。一时之间，共产党内反对孙中山北上，甚至反对国民党的情绪日趋严重，他们同时与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对立。

    11月2日，中共北方区委发表《檄告国民书》，对孙中山及他北上的决定进行了积极赞扬，并开始筹备迎接孙中山入京的事宜。同时，党组织对各民众团体发出号召：提前组建全国国民会议，以实际行动迎接孙中山先生。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仅3年，幼年时期的党组织即已勇于在关乎国家未来的重大事件中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应有的严肃与真诚。

孙中山北上抵达天津时与社会各界人士合影

（八）

    孙中山注意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内的各种意见及其发展变化。他认为，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是革命，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自己不能留在广州坐失良机，必须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方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冯玉祥虽欢迎孙中山北上商谈国家大计，但外国使团不承认冯玉祥控制的北京政府。而张作霖以绝对优势兵力进入北京地区后，冯玉祥的军队被迫撤回西北地区。冯玉祥在张作霖与段祺瑞联合压制下，也采取了疏远国民党的姿态。

    雪上加霜的是，孙中山出发之际身体状况已很差，加上舟车劳顿，他到达天津后，已经病重。而此时，段祺瑞已在张作霖、冯玉祥妥协下组成政府，宣布尊重对外条约，主张召开善后会议，并且推出了善后会议条例。这一切，实际上都已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排除在外。面对如此形势，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行动上也更协调一致了。两党共同商讨时局和对策。

    不久，孙中山抱病进京，受到民众盛大欢迎。孙中山为了处理北方事务方便，指令北京国民党机关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由国民党要员参加，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被指定为会议成员。

    在军阀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国共两党除继续携起手来抗争，已别无选择。复杂的局势使国共合作得到了强化，两党的仁人志士摒弃成见，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奋进，继续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这证明，在国民革命遭遇重大挫折的关键时期，孙中山和国民党在中华大地上最诚挚的盟友，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1924年的国共合作，在组织建设、军事武装的建立、群众运动的复兴、孙中山北上，以及两党共同推动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当中，不断积聚着中华民族变革的能量，酝酿着一场历史巨变，也为掀起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浪潮奠定了基础。强烈的阳光，即将穿透翻腾的云海，照亮中华大地。

摄于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北上前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