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性质和宗旨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党内合作的不平等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共产党始终代表的是工农群众的利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只是利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打倒北洋军阀，所以北伐初期对共产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国民革命高潮迭起，利益受损的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万分恐惧，通过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费尽心机拉拢收买国民党右派，在“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中一步步攫取军权政权，羽翼渐丰的蒋介石自然成了他们的主攻对象。4月1日，上海商界、银行界给予了蒋介石筹划政变所需的第一笔资助：300万大洋。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为蒋争取英美日等列强的支持。

  从海外回来的汪精卫4月1日与蒋介石密谋“分共”，4月5日又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迷惑共产党人放松警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表面上虽保持左派面目，但已开始限制工农运动，随时可能叛变革命。而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却看不清汪精卫的庐山真面目，在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没有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面、及时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能制定挽救革命的方针和办法，坐视局势恶化。

  1927年春夏，烽烟四起，血流成河，猝不及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屠杀是惨烈的。“四一二”大屠杀目睹者鲁迅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大多数也被杀害)，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反动派相继以“清党”名义，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绞杀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大革命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分化、蒋汪集团投入反革命阵营。主观上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党还处在幼年，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缺乏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没有深刻的认识，缺乏应对复杂局势的政治经验，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出现了右倾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党在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但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又是未来胜利了的革命的一次演习，我们党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也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

四一二惊变：1927年蒋介石血腥“清党”

(三)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凶狠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彭德怀、贺龙、郭沫若、徐特立等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入党，这些优秀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主心骨作用。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委会，陈独秀停职。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分共”“清党”。极端凶险之际，中央临时常委会果断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进行自我革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自身错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2万多名颈扎红领带、臂绑白毛巾的起义将士，以“山河统一”为口令，打响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秋收起义“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在湘东赣西发动各路合攻、攻打长沙为目标。9月初，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秋收起义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5000人。9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广州起义以恢复广东革命大本营为目标。1927年11月，粤桂战争爆发，广州市内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成立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11日凌晨，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部分工农武装，举行了震撼世界的广州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但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反对总指挥叶挺将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的正确主张，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3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英勇牺牲。

  三大起义的失败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的强大武装力量，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