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大会最后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并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党的三大与统一战线的建立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党的三大前就有先例。1922年8月，孙中山由于陈炯明的叛变被迫来到上海，正处于“落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马上展开了统战工作，委派李大钊与孙中山进行接洽。当李大钊与孙中山见面后，二人谈了许多救国救民，以及“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感到很振奋，一连谈了几个小时都没觉得累。其间，孙中山希望李大钊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明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之后，孙中山开明地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党的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李大钊“由此成为最早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对于国共合作，不仅共产党内存在阻力和疑问，在国民党内同样如此。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不仅是一个资格老的党，也是一个大党，已经有数十万党员，还拥有广州作为大本营，而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成立仅一年多、人数200人左右的小团体，因此，从表面上看无论从哪方面，共产党都难以与国民党平起平坐。

    但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就是可以救活中国国民党的“新血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但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眼光，还要有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就这一点而言，孙中山先生当之无愧!

    正是出于对国民党帮助的诚心诚意，1923年12月，双重政治身份的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联合发出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在这前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如何赋予三民主义更多的革命内容，如何确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恳切地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

中共三大会址

（五）

    1923年对于中共来说，是大事之年；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讲，还是喜事之年。一般读者可能认为毛泽东是在遵义会议上才进入党中央核心层。其实早在1923年毛泽东就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成员。

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成员

    1923年4月，毛泽东安排好中共湘区的工作，在长沙街头到处张贴着军阀赵恒惕悬赏缉拿毛泽东的布告的恐怖局面下，告别杨开慧和刚满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离开清水塘，先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党的三大的召开进行筹备工作。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等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30岁，正好是而立之年。毛泽东之所以脱颖而出，主要是他领导湖南党的工作成绩出色。至党的三大时，仅当时安源党员就达200余人，团员433人，党员人数占全国党员人数的1/3。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开展得很成功，得到党中央和陈独秀的高度肯定，陈独秀在党的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回到湖南，亲自指导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

毛泽东与农民亲切谈话